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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世的基督与历史的耶稣

(资料取自唐崇荣牧师的《永世的基督与历史的耶稣》)

第一章 - 近三百年来基督论的演变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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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大纲●

前言:不间断的恩典

一个被热烈讨论的神学题目:永世的基督与历史的耶稣

新派神学的去基督化

史怀哲与其《历史耶稣的探讨》

「历史的耶稣」:以道德代替信仰

十九世纪三本重要的耶稣传

十八世纪恨基督教,却尊上帝之思想家

康德的宇宙观与良心观

廿世纪德国新派神学的政教混淆

童女的实子宫与耶稣的空坟墓

 


前言:不间断的恩典


    这是我们第二十三届的神学讲座,我特别要感谢主,为什么?二十三年来没有一次因病不能讲,二十三年来没有一次因事缺席,而且到现在好像声音还够应付。昨天在高雄有一个牧师介绍我:「感谢主!唐牧师今年六十八岁还没有老人痴呆症。」我心里想:「这个应该还很久吧,因为到现在我要记的东西,我要讲的东西,从我脑海里面,马上就可以拿出来的。」

    万一有一天,我真的老人痴呆了,你有什么感想呢?「感谢主!唐牧师老人痴呆了,我才有机会接替他。」对不对呢?好,我问你,原来讲「感谢主」的,为什么感谢主?因为要凡事谢恩嘛。我自己一定先感谢主,因为没有老人痴呆以前,我已经讲了这么多神学讲座。那么你呢?你要等到老人痴呆了才开始事奉主吗?来不及了!所以要在能做的时候做,如果等到不能做了,才想做,你是已经把神的恩典荒废掉了。而我一定先感谢主,因为我已经先做了。几十年来把神的话一直讲讲讲......,到忽然间不能讲的时候,「主啊,我曾经讲过了,我曾经用过了,从前不是这样的。」这是我们感恩的第一句话。当你忽然间残废的时候,你说:「感谢主,原来这以前不是残废的,我曾经健康过,我曾经享过福,我曾经做了神的工作。」机会不是永恒的,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恒常一样的,我们就应当趁着还有今日;我们不可坐下吃喝,起来玩耍,空占地土,虚度光阴。我们应当抓紧时机。

    雅各是一个很自私、很诡诈,有时候会为了一些的贪欲作弄人的人。但是上帝用他向以色列人传达一项很重要的信息:「你若不给我祝福,我就不容你去。」(参:创三十二:26)换句话说,雅各是奋力抓住上帝的,这就是雅各一生中,神欣赏的一点。他的缺点,神全部要用他的救恩弥补过来,他在地上的时候,有一点好处是许多人没有注意到的,就是奋力抓住上帝,他尽心尽力在适当的时机一定不放过神给他的机会。

    一个在机会中间寻找恩典的人,这个人是继续不断在时光流逝的必然过程中,在他的生命里,谱下了永恒意义的印记。这种人是不荒废上帝恩典的人。你知道你已经荒废上帝多少恩典了吗?你知道你已经把最宝贵的时间,送给撒但作为没有报偿的礼物,让它高兴得不得了有多久了吗?每一次我如果讲一些话要提醒、指正一个人,那个人不思想那句话对他有什么价值,只是先想我骂他就先生气,我为他很惋惜,因为他根本不能进步。他先感到他被责备,他先感到他受伤,感到人不尊重他。

    之前在高雄有一个长老会的诗班献诗,我没有听过那首诗,歌唱得不错,诗班的服饰整齐,声音和谐跟琴也配和得很好,指挥也很卖力,他们唱「圣哉!圣哉!」只有两次,当时我就有一个感觉,「这首歌一定是华人作的!」这首歌的音乐相当不错,虽然太过规矩,但是和声、旋律、内容都很好,所以我称赞了。称赞之后我说:「这首歌一定是华人写的,对不对?」有人就点头了。这首歌是东方的曲子,虽然是西方的调,但是从词看来他不是神学素养特别高的人,为什么呢?我用我的敏感猜出来的,因为这「圣哉!圣哉!」只唱两次,以后就讲主是大能的,主是圣哉到永远,圣哉,尊贵,君王等等。我说,你们知道不知道,圣诗唱「圣哉」的时候一定是三次,没有两次的。「圣哉!圣哉!圣哉!」这是旧约记载的,对不对?先知以赛亚在圣殿里看见上帝的荣光遍满全地,耶和华在至高之处坐在宝座上,有撒拉弗围绕他的宝座,彼此呼喊说「圣哉!圣哉!圣哉!」几次?三次。为什么三次?三位一体的上帝。所以,当西方的音乐家写「圣哉!圣哉!圣哉!」的时候,都是三次,这个传统为什么华人音乐家没有注意到呢?为什么没有注意到的就表示他不是西方人呢?

    很多作曲家不一定是很明白神学的。很多作曲家不一定是很熟悉圣经的,但是在这个传统上西方的音乐家到底有最基本的认识。所以,到了门德尔颂(Felix Mendelssohn,1809-1847)在神曲《以利亚》里写「圣哉!圣哉!圣哉!」的时候,还是三次。我第一次看见「圣哉!圣哉!」两次,所以我说:「这个一定是华人写的!」因为华人不注重神学。医病大会,一下子来一大堆人,神学讲座来的就不多。我们不注重神学,我们比较注意自己有没有得到医治,我会不会发财,我信主有没有平安,主耶稣对我有什么好处?这是「利用式」的信仰,「享受式」的信仰,而不是「认知式」的信仰。

    「灵恩派」跟「归正派」信心果效的要求不同的地方,在于我们是「以信求知」,「主啊,我既然信,我也领受这些的恩,我要知道为什么你爱我?为什么你要拣选我?为什么你要把这些恩惠,这些事奉的机会给我?」 「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」(参:提后一:12),这样,我的信就成为一种生命的享受,我的知识就成为我的信仰的内容,这是「以信求知」。灵恩派呢?不是如此!而是「以信求恩」。「我信所以给我,给我成功,给我丰富,给我医病,因为你是大能的!」利用上帝的大能来逼上帝天天听他的话。所以他们祷告一定很恳切的,他们唱诗不求音乐的本质,他们感谢祷告大声叫喊要上帝听他的。唱诗唱个大半天,敬拜赞美累死了,坐下听道的时候,他说:「主啊,我唱得那么久了,哪里有功夫听有关主道的教导,我现在已经累死了,所以我唱的时候请你听;讲关于你的道的时候,我睡觉好不好?」这个不是圣灵的工作,这个是撒但的工作!撒但不要人听道。所以,看起来很热心,但他的热心是要上帝来服务他,他的热心不是要服事上帝。所以,他的祷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《雅比斯的祷告》。他的祷告不是以基督教导,以神为中心的祷告,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;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,如同行在天上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,全是你的,直到永远。阿们!」这个以神为中心的祷告是基督的教导;而雅比斯的祷告是以自己为中心,「你要扩张我的境界,你要赐福给我,你要使我享福,你要使我......。」为什么把这种祷告当作范本来教导呢?甚至卖了几百万本?因为这很迎合罪人的自私心理的祷告。这是很不一样 的态度和立场!

    那天我对那个诗班讲了这些话以后,当天晚上那个诗班再来唱,唱的时候,我吓了一跳,「圣哉!圣哉!圣哉!」变成三次。感谢上帝!所以我看只有两种人,第一种人你把他的缺点讲出来,他感谢你,他改正,他就归正了。另一种人你提醒他的错处,他就先生气,就骂你,就恨你。只有两种人。我巴不得有人可以真正看出我整个事奉的毛病在哪里,给我有机会进到更美好的地步。无论人的动机好不好,他能指正出我们的缺点,你要当作是神借着他造就你的一个机会。


一个被热烈讨论的神学题目:永世的基督与历史的耶稣


    这次的主题是一个很热烈被讨论过的二十世纪神学的题目,它好像是把我们所信的救主分割成为两个不同的位格,一个是永世的基督,一个是历史的耶稣。永世的基督是在永恒界里,历史的耶稣是在暂时界里。

    在二十世纪的时候,受了德国十九世纪新派神学动向的影响,基督在信仰中的地位已经被窜改,已经被质疑受神化的果效,而新派神学要把人带回所谓「历史上的那一个人,是很简单的、很善良的、很亲近上帝的人,是一个很平和的人,是一个很无私、舍己、牺牲、全然成为全人类榜样的那一个普通人」的向往。到了十九世纪末叶,德国的神学界已经从承认基督为主的传统的信仰中间,放弃超自然的因素,进入一个只把基督当作完人典范来作为他们所崇敬、所尊重的一个人类的榜样。换言之,基督不再成为敬拜的对象了;基督也不再是我们敬拜、事奉的主,也不是我们以生命顺从来跟随的主;而是我们在生活上跟随的榜样,成为我们生活上的一个模范的作用。这样,「基督是主」跟「耶稣是人」就分开来了。「基督是主,那不是我的信仰;耶稣是人,那是我的追求。」基督的主性是加上去的,耶稣的人性是本来有的。耶稣的人性是实实在在,是真体的,是可信的,是真正存在过的,而他的神性则是本来没有的,是教会从起初借着使徒再加上教父们想象出来,把他绝对化、神格化,就变成一个我们要信而根本不存在的上帝。其实这种新派的动向,不是从十九世纪才开始的,而是从十七、十八世纪就开始蠢蠢欲动,到了十九世纪就被正统化,就被系统化,就被绝对化,然后变成一枚炸弹在教会中间等待它爆炸的日子。

    包珥(Ferdinard Christian Baur, 1792-1860),杜平根学派(Tubingen School)的神学家,他是新派这一方面很重要的一个开创人物。比他和士莱马赫(Friedrich Daniel Ernest Schleiermacher, 1786-1834)更早一百年的時間,已经有人在这件事情上开始思索,探索怎样可以把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推翻掉,把基督徒所信的基督拉下来。他们强调基督不过是一个人,一个良善的完人之模范,把他的人性提高到一个地步,使人不必再相信他的主性,而只接受他的人性,提倡他的道德。到了士莱马赫的时候,他否定啓示论,否定基督的神性,否定圣经是神的话,否定神迹的存在,否定基督是童贞女所生,否定基督的死的代赎性,否定基督复活的历史意义,对教会里面需要一位主,就是成为中保救赎者,基督神人二性的双重本性在一个位格中间的实体的否定,这些东西全部否定了以后,他就以同样的名词加以不同的解释,用近代神学中间以人为本的探索的结果,重新解释传统的神学名词。

    这样,从士莱马赫、包珥以后,立敕尔(Albrecht Ritchl 1822-1899)、威尔浩生(Julius Wellhausen, 1844-1918)、哈纳克(Adolf Von Hamack,1851-1930)、赫珥曼(Wilhelm Hermann,1846-1922)等人,他们几乎在各自的著作中间提到耶稣的时候,前面都没有「主」这个字。为什么呢?因为他们心里面不能接受他是上帝,不能接受他是永恒者到肉身中,从永世进入暂存的这种「道成肉身」的神学。他们只把耶稣当作一个人,一个最尊贵的人,一个最高级的人,最圣洁的人,最良善的人,最和蔼的人,最有使人和平功能的人,最亲近上帝的人。


新派神学的去基督化


    这些思想慢慢弥漫整个欧洲,新派的序幕拉了起来,整个时代面向一个新的局面,就是去基督化,去主性化,去敬拜化,耶稣变成我们学习、跟随的一个表率,进入在德性上建造的新基督教运动。这个新的基督教是为了要配合当时正在发展的科学,把自己现代化到一个地步,就慢慢除掉敬拜性的宗教本质,变成模仿性的道德本质,神性的超自然本质变成人性的形象样式本质。一步一步把敬拜、永恒、救赎等等抽离基督教信仰的核心;强调要效法、要建立品德,用行为占据基督教信仰的核心。

    士莱马赫所讲的「启示」,不是圣灵把上帝的话放在人心中,他所讲的「启示」,就是在人性中间对良善、道德,对伟大的心灵跟行为的觉悟的共同感。当你有道德的需要,我有道德的需要,你对道德重要性的觉悟跟我的觉悟同样,这个「共同性的道德灵感」就可以代替圣灵的启示。什么叫做罪呢?罪不是你行为中间的败坏,罪就是那个生物性的本性,野蛮、自私,还没有进化到一个已经达到文明时代应当表现的那种大公无私,那种以公义解决我们之间一切的纠纷的那种情形。简言之,那种动物性的卑微状态,就叫做「罪恶」。而已经进到高等社会公义平等的这种觉悟,这叫做「救赎」。所以救赎不是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,救赎不是十字架的功劳达到胜过撒但魔鬼邪恶势力之后,所分享给我们的天上荣耀;救赎不过是我们已经离开低级的生物状态的心灵,进而到高级道德人格的心灵。什么叫做「天国」呢?就是当公义、圣洁、良善的人性普及整个社会的时候,这叫做「天国」。所以我们盼望天国降临就是盼望人类进化到一个地步,彼此之间懂得道德的价值,懂得在行为上的提升,懂得在全世界中间运行彼此尊重的这种人性。所以这些最伟大的名词,上帝的国、公义、救赎以及人类之间要怎样借着信仰表达行为,全部被去神迹化,去超自然化,去形上学化,去启示化,慢慢就变成普遍的东西。

    他们以为这个是进步,以为这个就是真正的基督教,而他们没有想到这种信仰照他们的原则继续向前走,经过两百年以后,全欧洲的教会空了,礼拜堂剩下一个壳,人都走了。上了年纪的人死的死,而年轻的人没有了信仰。他们建立了所谓比较以人为本的文化本质,以公义为宪法基础的社会以后,慢慢地是比较民主,是比较公义,是比较有周济贫穷的社会福利行动,以为人就不需要上帝了,不需要救恩了,不需要救赎了。既然这些都不需要了,礼拜堂空空洞洞,人去楼空,就变成旅游的胜地,成为拍照的对象,成为建筑的模范,成为历史的遗产。这样,基督教是什么?就是一个曾经有过伟大的道德教师,带来人类向往公义社会的一个历史痕迹、历史产物。结果,基督教就慢慢没有了。

    在这样的状况中间,有一些有识之士,有信心的人,他们深深感到不对,但是这些人没有办法抗衡,也没有办法拒绝,因为大趋势的潮流已经偏向那一边了,所有的大学,所有的学术界,最高的研究所,神学的基地都给新派占去了,所以这些人就变成比较没有学问的一群,比较执着于古老的传统,一厢情愿地向往过去曾经有过的辉煌日子。这些人就慢慢被边缘化了。他们就说:「主啊,我现在知道我们是在失败的阵营中间,但是全世界不只是欧洲而己,还有亚洲、印度、非洲,去传福音吧!」所以这些比较没有学术,在信仰上已经被边缘化的人,他们到世界各地去传道,他们还借着曾经有过的传统权威,制定了一些标准来衡量谁可以加入他们的差会。一九六九年我在巴色(Basel Mission )总会第五层楼的差传部的礼堂,问他们一句话:「你们差什么人到非洲、亚洲去传道?」他们说:「直到今天,我们还要考宣教士信不信耶稣是童贞女生的,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,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。如果他们信,我们才差派他们出去,否则我们就不差派。」这原是从十九世纪末叶起产生出来的一个新的规矩。也就是说,从前都是信仰人士,奉差去传道,不必怀疑他们,所以就照着旧有的系统让他们去做传道。但是,自从发现神学院毕业的人比不进神学院的人更没有信心,发现越有学术的人越丢弃信仰,所以他们就制定一个新的条例,要考基要信仰。


史怀哲与其《历史耶稣的探讨》


    你知道为什么史怀哲(Albert Schweitzer,1875-1965)要拿第四个博士学位?就是为了要过差会考试这一关。他已经在二十几岁拿到了哲学博士学位、音乐博士学位,还有神学博士学位,他的神学博士论文叫做 The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《历史耶稣的探讨》。我们这个讲座的题目不是乱拟的!不是把两个名词凑在一起,为你们来培灵、培灵,我乃是要预备你们在以后的争战中间装备自己。我很感谢上帝,过去好几年讲其它的课题,今年拉回真正神学课题、神学讲座。我不是来这里随便浪费时间的。

    史怀哲的博士论文已经中了从十八世纪士莱马赫、十九世纪立敕尔、包珥、哈纳克、赫珥曼、威尔浩生,还有那些高等批判的毒,他在整个新文化的潮流中间,以学术高过信仰走了一条违背圣经的道路。所以他的《历史耶稣的探讨》这一本书的内容强调:「耶稣是一个很伟大的人,他也相信天国的降临,就在他有生之年会成就。他听了施洗约翰说:『天国近了,你们应当悔改!』他就照着抄袭天国近了,你们要悔改。他想天国就很靠近了,在他还没有死以前就会来到。而他自己要把人带到天国里,所以他的责任很重。结果,他一直等、等,天国还没有来。他传道一年,天国还没有来。传道第二年,天国还没有来,传道第三年天国还没有来。为了使天国快快来,他就从容就义,就牺牲自己被抓,上十字架,逼天国一定要来。」这种思想很怪异,但就是这种怪异思想才会拿到博士;你平常的思想没有什么特别,就拿不到博士学位。所以对那些以学术性拿到博士而没有信仰的人,我总是心里存疑的。

    再举个例,今天你如果研究平常的人,你就不是心理学家。你研究一个怪人,一个完全不同的思想,愈怪的你愈能拿到博士学位。所以心理学博士是「怪人专家」,而研究怪人的本身多半也是怪人。很多熟读心理学的人,他为什么读心理学?这个「心理」你要先研究。他就是要明白古里古怪的心理。而一天到晚想明白古里古怪的心理的,他的动机是不是古怪?你想想看,这是很有逻辑的事情。所以,这些怪人研究怪人,拿到怪人的怪学的博士,因为「物以稀为贵」。结果全世界绝大多数没有心理障碍的人,没有人要好好去研究,也没有人好好去供应,一天到晚就用那种专门研究最怪的人的学术来看普通的人。然后,这些研究以人为本的心理学专家,常常用他理论里面特有的名词来看每一个人,「你有什么病?」他就套上一个名词给你,「你大概有这个倾向」,「你大概是那种思想」,怪不得所有行业里面最多自杀的是医生,而医生里面最多自杀的是心理学医生,因为他以为自己是救主,结果他没有办法脱离自己本来是一个需要被救赎的罪人的这种现实,所以他就没有盼望了。这世界很可怜的!我盼望有识之士,最聪明的人,从神的道领受光照,领受敢发而明白在这些文明跟学术界中间很少人看出的毛病在哪里。

    史怀哲,第一个博士是哲学,第二个博士是神学,第三个 博士是音乐。他的音乐博士论文是写怎样了解,怎样改正风琴的弹奏法,从前弹巴哈(Johnn Sebastian Bach,1685-1750)的风琴作品时是八个手指在琴键上,但是没有办法完全发挥弹奏的效果,所以他提议把这四个手指卷起来,弯过来,把拇指向前,五个手指一同弹,结果发挥了很多的功效。他在这里拿到了「管风琴演奏法新发现」的博士。但是,当他去报名要做宣教士的时候,得经过考试,就像刚才我所说,巴色第五层楼宣教总部在差派人的时候,考试的那种方法一样。

    结果史怀哲考不及格。以前有个莱布尼兹(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,1646-1716),哲学家,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为什么不生在中国,他最羡慕的就是中国古人的智慧。所以他盼望加入一个宣教机构可以被派到中国去。但是他考试,信仰不及格,所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天才之一,因为信仰不及格不能被派,史怀哲也是如此。他有神学博士不能做宣教士,有哲学博士不能做宣教士,有音乐博士不能做宣教士,他不得不再考一个医学博士。等他拿了第四个医学博士的时候,他说:「我去是为了要医病,执行耶稣基督对病人照顾的这种神圣义务。」所以不必考信仰,只要他医学毕业就可以去了。他就到了法属西非一个很小的乡村,带了一个简单的风琴,早上医病,晚上弹琴。每次他自己弹琴,巴哈的也好,莫札特(Wolfgang Amadeus Mozart,1756-1791)的也好,韩德尔(George Frideric Handel,1685-1759)的也好,哇!那些黑人围在他的窗口外面偷听他弹琴,好像此曲只应天上有。就这样, 新派的人也进到宣教工场去了。


「历史的耶稣」:以道德代替信仰


    「历史的耶稣」就成了一个新的课题了。什么课题呢?「曾经有一个人是很伟大的,在历史上是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,他活在地上,却有天上的形像。他是普通的人,有不普通的道德;他是平凡的人,有不平凡的教训。这一个历史上的耶稣就因为他的道德,因为他的博爱,因为他的伟大的牺牲精神,嬴取了整个欧洲对他的信仰,这就是基督教的所在,这就是基督徒信仰的价值,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称为基督教国家的真正的元素。」什么元素呢?道德元素。Religion lies in work but does not lie in talk 。他们开始恨恶讲道的事情,恨恶那些理论的事情,转而注重行为的问题。就像今天灵恩派恨恶讲道,不注重讲道,只注重神迹,已经是钟摆效应的另外一个极端。很可怕的事情!

    我在台北一年一年把很多重要的危机告诉台北人,台北人不爱听,台北人喜欢灵恩派的众会,台北人喜欢对上帝大喊大叫,不喜欢上帝对你微声讲道。因为只有「你听我的」,没有「我听你的」。反正你是谁,我不知道;我要什么,你要听我的。你是全能的,所以你一定要服务我,我用你的全能来追讨你,要你全然做我的仆人。所以名为「你是全能者」,实为「我就用我的能,被造的自由来强迫你创造的自由,用你的全能服务我里面的雄心和野心所想要的东西。」这种基督教是真的吗?我告诉你,当新派落到那个圈套中间的时候,他们以道德代替信仰。当灵恩派以恩典代替知识的时候,变成「以信求恩」,就不是以信求知了。


十九世纪三本重要的耶稣传

    保罗说:「我深知我信的是谁。」他愿意深深明白所信的是谁。而不是要求得着很多的恩典,来证明他信的是真实的。归正神学是「以信求知」。灵恩派是「以信求恩」,这种求是「人本」的,他要神施行的是照他的意思。所以他所谓「信上帝的大能」,是外面的幌子,外面的壳,而里面是人本主义作祟。

    当新派把德性绝对化,把主性降低的时候,历史上出版了三本很重要的书,这些书就是耶稣的传记,所谓《耶稣传》就变成风行一时,洛阳纸贵,到处被人抢购的书,以为读了耶稣传,就能明白什么叫做基督教,因此形成了一股好像新的教会复兴的动向,人人都在抢购「耶稣是谁」的书。这三本重要的书分别在英国、法国、德国出版。在英国出版的,叫做Ecce Homo 。(编者按:JR Seeley's Ecco Homo (1865))Ecce Homo 就是 Behold the Man 《看哪,这个人!》,这句话是拉丁文,而这句话原来是从彼拉多的口中讲出来的。彼拉多审判耶稣的时候,他看耶稣被鞭打到全身都是伤,他想,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,但是你们一定要说他是该死的,要钉他十字架,我把他鞭打了以后够不够?你要我罚他,罚到这个地步,你满意吗?」他就让百姓看耶稣:「看哪,这个人!」(Behold the Man),而以色列百姓不满意。

    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,是施洗约翰说:「看哪,上帝的羔羊!」(Behold,the Lamb of God !),耶稣做完了三年半的工作以后,是彼拉多说:「看哪,这个人!」你知道圣经的属灵有机架构多么伟大吗?你知道很多圣经里面有机架构,是今天很多解经家都没有看到的吗?我已经九年到你们中间每个礼拜来查经,你们一定要慢慢知道我苦口婆心,把很多解经家没有看到的东西告诉你们。而你在这里必须发现那个精髓,那个生命力,那永恒旨意,在每一个时代超过理性的上限怎样启发我们的信仰,不只在教会里面发挥,更在教会外面发挥我们的文化。

    施洗约翰说:「看哪,上帝的羔羊!」 (Behold,the Lamb of God !),就表明整个旧约从创世以来,亚当穿皮衣的预表;从出埃及记,以色列人守逾越节杀羔羊,使他们可以得救,脱离埃及,直到摩西律法的祭里面怎样有赎罪祭,来解决罪恶的问题;一直到耶稣的时候,整个献祭的内容就归纳到这个人身上了。「这个人是上帝的羔羊,你们所献的祭,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就是预表这一个人。」那么,这个上帝的羔羊是一个人,是一个到最后被外邦人,罗马帝国派来的巡抚下令鞭打到遍体鳞伤的人。「还不够吗?你想我罚他还不够,你说他有罪,现在我打他打到这个地步,够不够?」「不够!钉他十字架!钉他十字架!」彼拉多洗手把耶稣交给他们,“Ecce Homo”这句话就是全世界要注意,要集中精神观察并且注视。而注视这个字不是“Look at Him”,乃是“Gaze on Him”。当约翰壹书第一章提到「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,我们曾经亲眼看见他」,所用的不是“behold”,不是 “look at Him”,而是“We had gazed on Him”我们曾经注视他,我们曾经聚焦,把我们的眼光看着他,他的一举一动、他的一言一语、他的生命、他的生活、他的教导、他的为人,他最后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个“Gaze on Him”就变成我们信仰一个很重要的开端。你看见了耶稣是谁?你看见的耶稣像丹·布朗那样可以借着他赚一大笔钱的人吗?你看见的耶稣是不是像约翰在各各他,在耶稣十字架下面看见的那位?除此以外,我不能明白什么叫做爱。除此以外,我不能明白什么叫做救赎,而且我不能明白什么叫做上帝使人得永生的方法。“Gaze on Him”,正如约翰说:「就是我们亲眼看见的,我们亲耳听见,我们亲手摸过的。然后,把这个生命传给你们。」(参:约壹一:1-2)彼拉多要以色列人看耶稣,而真正看懂耶稣的约翰,这种“Gaze on Him”的信仰,是以信心仰望在各各他山十字架上的上帝的羔羊。结果犹太人不要看,「不必再看了,我们已经定意了,他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。」彼拉多就把审判耶稣让他死的权柄丢给他们,「去!不要再吵我了,我有太多的事要做,我是罗马帝国派来的,在这里来代表王权统治你们的巡抚,你们的宗教问题不必跟我谈。」他对耶稣是不是上帝的儿子一点兴趣也没有,他问的是:「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?如果是,你妨碍我在这里代表罗马帝国凯撒的政治权益,你搞颠覆,我要对付你。」他有兴趣的问题是: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?」而大祭司该亚法对耶稣有兴趣的问题,就不是王不王了,而是「你是上帝的儿子吗?」这些都是从他们自己的利害作出发点来看耶稣,在看不顺眼的时候讲出来的话语,耶稣好像很被动的,就静静地让人怎么看他,怎么处理他,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。

    《看哪,这个人!》这本书洛阳纸贵,大家抢购,在英国盛极一时。不久之前,法国的哲学家雷南(Ernest Joseph Renan,1823-1892)写了另外一本书叫做《耶稣传》(Vie de Jesus (Life of Jesus(1863))。《耶稣传》在法国引起轰动,全法国的人都在寻找耶稣到底是谁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,经过了一千八百年以后,欧洲还不认识耶稣是谁。为什么呢?因为没有深入探讨每一个礼拜在做什么?敬拜什么?歌唱什么?「为什么歌颂耶稣?为什么不是歌颂法国的皇帝?为什么那个拿撒勒人,那个死在十字架上,那个生在伯利恒马槽的人这么重要,把他当作主,有没有搞错?」所以法国人在研究耶稣的时候,他们领受的耶稣是雷南写的。你会发现他所讲的耶稣是很博爱、良善、怜悯人,充满智慧,又有爱心的完人之典范,就止于这里,不要再提他的神性、童贞女生、钉十字架、死里复活的事情,这是历史的耶稣的探讨。

    第三本书是德国的一位神学家大卫·史特劳斯(David Strauss,1808-1874)写的,(不是维也纳的史特劳斯,不是小约翰·史特劳斯,或者大约翰·史特劳斯,不是写《死与变形》(Death and Transfiguration)大乐曲的那个理查德·史特劳斯(Richard Strauss 1864-1949)),他是十九世纪初的另外一个史特劳斯,他也写了一本书,叫做 Life of Jesus (Das Leben Jesu 1864)。他说:「其实耶稣本来不过是人,他之所以被称为是上帝的儿子,只是因为他比我们更接近上帝,他可以以人的身份与上帝之间密切到一个地步,好像听见上帝对他讲话,所以教训出来的东西是如此的不同,是令人多么地受感动,而他的榜样就是我们学习的模范。」这英国的一本,法国的一本,德国的一本就鼓起了对基督主性的怀疑,对基督人性的向往。所以,这些人就影响了史怀哲写一本博士论文,研究当时最热门,也是最多人有兴趣的题目,The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《历史耶稣的探讨》。到了哈纳克的时候,他跟一个世纪以前法国大革命的另外一个思想家完全不同。


十八世纪恨基督教,却尊上帝之思想家


    现在我要做一些比较,你们曾经读过神学的可能没有读到这么深入,或者没有读到这些比较,或者你们曾经更深入的思考某些段落,但是我要给你鸟瞰式的综观整个系统,整个题目的利害关系。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有一派的人以人本主义,以开明世纪,以自我的人文中心做出发点重估基督教,这一派重要的人物有狄德罗(Denis Diderot,1713-84),康多塞(Marquis de Condorcet,1743-1794),伏尔泰(Voltaire,1694-1778),阿兰倍尔(Jean le Rond D'Alembert 1717-1783),这些大思想家,围绕在伏尔泰跟狄德罗的身边,他们对基督教深觉痛恨,所以对当时基督教被王朝利用作为统治群生,迷惑百姓,欺负人民的统治者的工具,他们恨之入骨。

    你知道在路易十四的时候,这个王朝势力大到一个地步,他称自己是「太阳王」,他一个人用了全法国税收的百分之四十五来建一个王宫,就是凡尔赛宫。他增加税,用欺压的手段使民不聊生,使很多人透不过气来。到了路易十五、路易十六的时候,变本加厉。路易十六在一七八九年之前,有一个非常美丽却根本不知人间疾苦的皇后,叫作玛丽·安多妮(Marie Antoinette,1755-1793)。这个玛丽·安多妮小的时候是在维也纳的皇宫听过七岁的莫扎特(Wolfgang Amadeus Mozart,1756-1791)演奏的一个宫女。演奏完了,德蕾莎女皇把莫扎特抱到她身边来,「你大了盼望怎么样?」莫扎特马上指,「我要跟那个女人结婚!」那个女人就是玛丽·安多妮。后来玛丽·安多妮大了以后被路易十六娶去成为法国的第一夫人。而玛丽·安多妮在法王路易十六的时代建了巴黎歌剧院,富丽堂皇,金碧辉煌,好像比王宫更伟大。你们到过巴黎旅游的可以去参观。玛丽·安多妮不知人民的痛苦,只知皇族所需要用的钱不够就加税再加税,加到有一天她四周围的大臣良心发现不能再加了,就对她讲一句话说「皇后啊,不要再加税了,百姓活不下去了,他们没有饭吃了。他们没有钱买面包了,妳再压下去,反弹过来我们会死的。」「为什么对我讲百姓没有面包吃?没有面包吃不必告诉我,他们自己选,换鸡蛋糕,换其它的糕就可以了。」为什么呢?因为她每天吃饭的时候是几十种选择,不要吃面包可以吃鸡蛋糕,不吃鸡蛋糕可以吃鸭蛋糕,不吃鸭蛋糕还可以吃其它什么糕。她有很多种好吃的东西的选择,所以她以为每一个人都是一样。那些穷人、贫民、渔夫、佃农如果没有面包吃,可以选鸡蛋糕嘛!所以她用这样的方法回答。那些大臣气到七孔冒烟,他们也没有办法回答她,因为她权柄太大,这个话就流传在民间,老百姓就把这个话记在心里,痛恨皇族,痛恨到一个地步,就在一七八九年的时候把路易十六跟他的皇后抓起来,关在监牢。一七八九年的时候,巴士底(Bastille)监狱解放。四年以后,一七九三年,他们就把路易十六跟玛丽·安多妮抓到协和广场,用断头台把他们杀死。这是真正发生的事情,所以那个时候,百姓对这腐败、贪婪、又独裁、又无理、又欺压百姓的政府恨之入骨。

    被百姓痛恨的人中间,第二种人就是教会人士。为什么呢?因为天主教会里的所谓主教、神父,许多所谓神学家、修女都是荒淫无度,与政府勾结,专门做他们的打手,做他们的傀儡来欺负百姓的人。所以他们恨这些人恨到一个地步,伏尔泰讲了一句话(我每次引述这句话就想流泪),他说:「世界要等到有一天才能和平,人民要等到有一天才能安居度日。哪一天呢?就是拉出最后一个主教的肠子,绞死最后一个教皇,世界就平安了。」这些话是告诉我们,人们对基督教恨到一个地步,如果世界要和平,就应当把最后一个主教的肚子剖开,把他的肠子拉出来,放在最后一个教皇的颈项上,把他勒死, 这些人死光了,世界就和平了。

    那个时候伏尔泰他们的宗教口号,跟过后一百年这些新派的宗教口号刚好反过来。他们讲什么话呢?我们要杀死所有耶稣党的人!我们要毁灭所有基督教信仰的人,但是,我们离开耶稣的同时,不要忘记上帝,我们还要拜上帝。所以,法国大革命的时候,以「自然神论」作为他们整个思想架构跟他们革命精神的基本意识。他们相信上帝吗?是。相信耶稣吗?不。上帝好不好?好。耶稣呢?不好。产生了这种教会,跟独裁者勾结欺压百姓的这些主教圈,是要灭绝尽净的。所以伏尔泰主张:「我们要消除所有的教牧,消除所有的宗教领袖,消除基督教,却回到敬爱上帝的这件事情上。」但是他的上帝是谁呢?他的上帝不是有位格的,不是启示的,是创造的必然原因。万有的存在一定有一位创造者,他一定是良善的,就是这种一厢情愿相信自己脑袋所想象的一位创造万有、平等、博爱的源头叫做「上帝」。但耶稣基督是不博爱、不公义、不圣洁,是各样败坏的教会中的败类的元首。他最后再讲一句话,「基督教是十二个加利利人建立起来的,而我一个法国人就可以把整个基督教打倒了。加利利十二个耶稣的门徒建立了基督教,法国一个伏尔泰就把他消灭掉了。」法国的人文主义,法国的仇视基督教,法国对耶稣的不尊重,在那个时候就变成极端狂热,极端盲目无知的一种反教运动。

    但是这件事情过了以后差不多不到一百年,整个反过来了,谁是耶稣?他们从头再查。在历史上的耶稣,不是教会这些败坏的人可以代表的。因为历史上的耶稣原来是这么公义,这么良善。所以 Vie de Jesus、Ecce Homo 、Life of Jesus这几本书把所谓教会的「假复兴」,推到了一个从头尊重耶稣的地步。所以,到了十九世纪中叶,新派的神学带来了另外一个口号,他们跟伏尔泰不一样。伏尔泰说:「我们把耶稣跟他的党徒全部消灭掉了以后,我们就成为无神论吗?不是!我们更尊重上帝。」到十九世纪的时候,他们完全转过来说:「上帝不上帝不要紧,我们要的是道德的耶稣,历史的耶稣成为我们新社会次序的榜样,成为我们人类的指标。」


康德的宇宙观与良心观


    就在这个时候有几个人讲了一些很特别的话。一八00年以前康德(Immanuel Kant,1724-1804)讲了一句话,他说他不愿意把自己和基督徒等量齐观,他也不愿意走在基督教的仪式和传统的中间。在他对宗教的批判的第一本书几乎是说:「我们没有办法证明上帝。」他的第二本书反过来说:「虽然上帝不能证明,至少我们盼望有道德,这就是上帝存在的另外一个记号。」

    这第一本书就是康德的《纯粹理性批判》,他用各样的办法否定了证明上帝的辩道学,无论是宇宙论证(cosmological argument ),目的论证(teleological argument ),本体论证(ontological argument ),全部一笔勾销。所以第一本书印完了以后,很多人以为康德是无神论者。纯理性批判给人的印象是完全反对上帝存在的。等到第二本书《实践理性的批判》印出来以后,在序言里,他竟然讲一句话:「有两件事使我愈来愈感觉到惧怕,愈久愈产生敬畏。第一、闪着星光的天空。第二、在我里面说话的良心。(The starry heavens above me and the moral law within me.)」他死了以后,人家就把这两句话写在他的墓碑上面,这也是基督教谈到康德时常常引用的话语  -- 「在我上面有闪着星光的天空,在我里面有常常说话的良心。」这两件事就使人发现,原来他所信的上帝是一位道德的上帝,是一位叫人行善的上帝,是一位创造的上帝,宇宙万有的存在是神证明他自己存有的一个外在论据,在我里面继续不断对我讲话,「你要行善,你要行善」的这种无上命令,是神在人心中证明他存在的内在印记。这个叫做 Categorical Imperative,用哲学的名词来说,叫做「无上命令」,也就是良心的声音,是不能推翻、不能抗拒、不能否认的事实。这就告诉你不需要证明,因为神本来就是存在的。

    康德的这两句话变成他整个哲学的金科玉律,严格来说已经超脱了科学的范围。特别是第二样,是科学化验室没有办法证明出来的,无论是物理,无论是化学,无论是数学,无论是纯科学,绝对不可能证明良心所讲的话是从哪里来的。这就是信仰,这就是宗教。所以康德的宇宙观,康德的良心观就变成两样证明上帝存在,而其本身不能被证明的基本论证。是不必用科学证明的一个超科学证明,是一个内在存在的实际证明来证明上帝存在。这个叫作 a moral argument of the existence of God,这个在历史中间是从来没有的,是他原创的。

    当康德的这种思想再推演下来的时候,到了十八世纪,贝多芬(Ludwig van Beethoven,1770-1827)是对信仰莫名其妙的人,莫扎特是「共济会J (Freemasons)这种信仰的追随者。那个时候像巴哈(Johnn Sebastian Bach,1685-1750)这样敬虔的人已经不在了。巴哈是生在敬虔传统的家庭里。韩德尔(George Frideric Handel,1685-1759)甚至是一个盼望与基督受难同一天死而蒙上帝垂听祷告的人。莫扎特的时候,音乐已经愈来愈世俗化了,海登(Joseph Franz Haydn,1732-1809)已经老了,一八O九年死了,莫扎特是比他更迟二十四年生,比他更早十八年死的一个年轻人。那接下来的音乐家就愈来愈差,愈来愈差,到了十九世纪的时候对基督的道德的崇敬,是唯一留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传统。而至于基督的神性则是慢慢因为新神学运动,因为新派思想的解析,慢慢被边缘化的东西。所以西方的没落就在十八、十九世纪开始,在十九世纪结束的时候发展到了极点。


廿世纪德国新派神学的政教混淆


    到了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,从一八九九跨到一九00年的时候,德国新派最大的思想家哈纳克在柏林举办了三天的神学讲座。他的讲座题目是「真正的基督教是什么?」(what is the True Christianity?)基督教是什么?什么叫作基督教?他讲的时候许多人去听,因为这个时候基督教在被动摇的状况中间,有一些在传统中间领受了正统信仰的,要知道这些最先进、最尖端的神学领袖到底在讲些什么。那个时候他的讲座好像万人空巷,大家都要听,后来听出来了,原来他的所谓基督教只有三点。第一点、上帝是父,是全能、良善的。第二点、人类是弟兄,不分种族、肤色、年龄、地区,我们应当彼此尊重。第三点、人类的灵魂有无限量的价值。哇!这样积极,这样乐观,带来全人类盼望的神学就是叫做基督教。所以基督教一定要提倡。第一、神对全人类是有全能照顾,创造、保护、施恩的功能。第二、原来人种属于一个大家庭,所以这有一点否定,并审判帝国主义、军国主义、殖民主义、资本主义欺压同类,对别的民族不尊重的这种罪恶的事情。哇!这个是全人类都要赞同的,这个是基督教伟大的地方,这是人类的盼望。第三、人有无穷的价值,人有无穷的潜在能,这个给人类的前途带来极大无比的盼望,这个是从来所没有看见的。

    他刚刚讲完这几点,被全世界欢迎,新派神学好像把基督教带到另外一个新的顶峰的时刻了,突然间德国宣布要占领其它的国家,德国的皇帝威廉二世(Kaiser William II,1859-1941)要控制一切,对于法国、波兰都是采取轻看的态度,那个时候音乐界的理查德·华格纳(Richard Wagner,1813-1883)跟哲学界尼采(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,1844-1900)以及德国的皇帝威廉已经开始有了一个意识,即全世界最优越的民族是日耳曼民族,全世界最伟大的智慧者都属日耳曼血统,而全世界最优秀,最有能力,最应当统治全人类的就是德国人。这个观念慢慢培养起德国的优越自尊,他们就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,他们要侵占其它的国家。就在这样的时刻,想不到两个重要的新派神学家都赞成。一个是哈纳克,一个是赫珥曼。而这两个人签字同意德国以优越的姿态统治世界的当儿,你知道他们是精神分裂的,因为他们的神学主张人类是同等的;而他们的政治观却是德国是优越的,你明白吗?今天你们的教会,特别是长老会,一方面懂台湾自主性,一方面把神学里面「背十字架」当成是进联合国的工具,这个是政治、宗教、神学跟信仰完全乱七八糟的一个事情!所以我再说,长老会的信徒要醒悟过来回到圣经,否则就重蹈历史中间常常发生的那些事情,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

    德国的教会曾经出过马丁路德,为什么德国的教会后来变成这个样子呢?德国的教会曾经是改教的先锋,为什么德国的教会在希特勒的时代变成一个侵略的工具,而且跟那些侵略者站在一起呢?因为他们政教混淆的传统从改教那个时候就有了。所以神学家哈纳克以及赫珥曼赞成德国发动战争的这些签名,引起了一个神学生极大的反叛,那个神学生叫做巴特(Karl Barth,1886-1968)。巴特的老师教的是人类是平等的,但是政治立场却是跟着德国的优越主义要侵略别人的。他非常灰心,非常痛恨,所以决定走一条新的道路。在归正传统中间,他与他的老师分道扬练。他老师所信的是「历史的耶稣」,他的老师不信永恒的基督,而巴特认为不是如此。


童女的实子宫与耶稣的空坟墓


    我并不赞成巴特的神学,但是当时他的确做了很重要的工作,在历史上有他的地位。他反对新派,建立了一些新的体系,我们称之为「新正统」,还不是「正统」。巴特说什么?两件事,这位历史上的耶稣有两点是我们要注意的,就是有实物的子宫跟空的坟墓。童女的子宫所怀的胎是实的,而被杀的耶稣的坟墓是空的。用英文讲就是 The virgin womb and an empty tomb。The virgin womb is real,there is something inside. 童女的子宫里面怎么会有婴孩呢?被杀的人的坟墓里面为什么会变成空的呢?这告诉我们,基督是道成肉身的,基督是得胜死亡的。所以这个基督不能说是男女性交所生下来的历史上的人物,只因为他的道德伟大到一个地步,他与上帝的关系亲密到一个地步,他就变成特别的我们道德性的模范。我们的信仰要建立在他曾经是不经由性结合,因圣灵感孕在童女的子宫成了道成肉身的救主;而他是在复活的中间使一个本来应有真正死在里面的死人的尸体,变成一个已经复活,以后只留下空坟墓的一位救主。这个主就不是一位普通的主了。

    这一堂我就讲到这里,因为再讲下去你们的思想可能承受不了。你无备而来,听了许多你们没有读过的书,即使是那些专心研究过神学的人,也不一定每一个都能把它归纳串连,相对而观,并加以比较。

    基督教这两千年信仰的争战,不是像你所想的那么简单,更不是像灵恩派所知道的那么肤浅。我们是经过了千山万水,千辛万难来到今天。而我们今天到底是随波逐流,随流失去,还是中流砥柱,或者我们真正尽心竭力把神所托付我们的信仰承载起来,传承下去,光照启发下一代的青年,给他们后继圣工,继续为神的国度发光?我语重心长,苦口婆心,如果你知道我动机里面为神的殿焦急的心,你就应当对主说:「主啊,预备我,光照我,带领我前面的道路。使我不放松自己,让我成为一个真心跟随你,被你使用,接替圣工的时代工人。」

第二章 - 创造界与被造界之间的关连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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