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再搜索吗？
神在我一生中，实在是把我训练、磨炼、苦炼到一个地步，随时随地要拿什么东西出来，就马上把什么东西拿出来，这是因为耶稣应许：「凡文士受教作天国的门徒，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。」(太十三：52)而耶稣也应许：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」(约七：38)耶稣的应许是单单给几个人的吗？不是，你要不要？要苦炼哦、要磨炼哦、要锻炼哦、要火炼哦。
我们很多人受了水洗，受了灵洗，但是很少人受过火洗。火洗是施洗约翰预告的：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，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」(路三：16)那么火洗是什么？那句话里说的是「给你们」，而「你们」指的就是选民，是上帝的儿女要受灵和火的洗。后来五旬节圣灵降临了，当时门徒们都受了圣灵的洗，受了灵洗以后，接下来就是罗马帝国的逼迫，那就是火洗。火一来就做洁净的工作，火洗之后，所有的渣滓就除掉了，那些真正经过火炼的人，就非常纯净、圣洁，非常单一、爱主。
今天若没有来的是很吃亏的，问题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吃亏，所以就更吃亏了，因为好好听这些讲座，你会省却很多自己读得半死的那种辛苦，当然我来讲不是帮助你懒惰，而是帮助你尽快吸收，然后定下方向，知道如何选择该读的书。有的传道人一辈子没有长进，他第一次讲道和死以前的讲道差不多是同样的内容，因为没有预备、没有好好装备，就是炒他所有的东西。我们应当想得深、讲得浅，想得多、讲得少，读得多、讲得少，这样的传道人是好的。传道人神学毕业，受过训、读过书，应当能好好地讲，但问题是神往往许可一些平信徒知道的比传道人更多，那个时候，如果传道人不自知的话，就「不是牛拉车」，而是变成「车推牛」。
有一些聚会，我一看就知道，有一些传道人从来不要来，他认为：「我也是牧师，为什么要来听你的？我和你是同等。」我直到今天都很愿意坐下来听道，特别是我的学生，如果他讲得很好，我会很受感动、很受教，也可以得到帮助。在某些城市里，的确有一些一直来听道的传道人，只要有好的聚会，他们都顾意参加，这些人是继续长进的，但也有一些从来不来，只会批评，结果他们就在自己的愚昧和狭窄中，始终无法长进。当听众的程度比讲员更高的时候，这个教会就困难了，这个领袖就有灾祸了。当领袖能够继续不断更新变化，并领受新的异象，以及神的引导，然后把众人没有看见的作为提醒，在守望的地方为门徒警醒，这个教会就有盼望。求主赐福！
在这一次的讲座上，我们已经讲得很多了，但是还有许多要讲的，你们要不厌其烦，尽量吸收，像海绵一样，所到的地方就把四周围的水吸收进去。我不怕你们吸收，我也不怕你们吸收了再去做，因为我知道神的丰盛足以供应我们，让我们每时每刻、继续不断地追求。
我们已经从正面讲了在改教内部所发生的许多的事情，我们提到路德会后来有了副作用，也提到其它地区的一些困难，我们也提了天主教对改教的反应。我们又提到在改教运动中，有一些自以为非常厉害，又领受神特殊的、个别启示的人，用一种很傲慢的态度批判改教。接下来我们要讲经过一、两百年以后，在欧洲所发生的重要事件，尤其是撒但所预备的各样反扑的方法，把整个轨道改到错误的方向去。
文艺复兴开始之后，已经有一些人认为自己应当作主人，而不再让上帝作主人，所以人应当凭着人性中所有的潜在能，去发扬过去留下来的典范，并探究过去从未摸索过的领域。十五世纪之后，科学也正在发展，但是激发欧洲科学发展的，原先并不是基督教，而是源自回教徒在十三世纪所带来的刺激，为什么是十三世纪的时候回教徒所带来的刺激呢？这就得先回溯一下欧洲文明蜕变的经过。
进入第十三世纪，欧洲在教学的事业上跨了一大步，产生了重新整理各种学问、分门别类地教导门生的趋势，所以就从原来以修道院为主的学术中心，转移变成以大学为主的学习中心。在修道院里，最中心的内容就是神学教育，而大学的教育则以是世俗性的知识为焦点。
当然在这以前，天文学家、地质学家、逻辑学家都是天主教徒，而那些非基督教地区的人，就没有什么高等的学术可言，因为基督教发展的地区，人在各方面都领先于其它的世界。但是在逻辑学、知识论、方法论方面，基督教却没有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，因为从主前第四世纪半到主后第十二世纪半，大概一千六百年的中，真正影响西方学术思想的人是柏拉图。
而柏拉图的唯心论、宇宙观、教育论、人生哲学等学说，都不是以科学方法论为主，乃是认定宇宙是一个唯心的大团契，采用的是以宏大整体的规范来思考的方式。他在苏格拉底被杀的第二天，就决定离开雅典，离开的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他不愿让民主杀死第二个天才。「那些雅典无知的百姓凭着他们声音大、人数多，就把我的老师定罪、杀死了；我不准民主滥权来杀死第二个天才，我要保留我这个余种，成为希腊学术以后的新的源、新的盼望。」所以他就离开雅典，周游列国十三年。当他从列国周游回来时，已经仔细的思考法老王的土地政策、犹太的智慧文学、甚至印度的古老文明，以及巴比伦传下来的一些制度，他吸收融会了其中的智慧，把这些总归纳起来，就建立起一套新的宇宙观和哲学系统，所以柏拉图回到雅典后，就建立一个专门训练知识分子的大学，叫做学院(Academy)。今天我们用学术、学院 Academy 这个词，原来最先用的就是柏拉图，柏拉图在主前第四世纪就已经用了Academy 这个字作为他学院的总称。
这个学院收了从各地来的几百个求学的知识分子，当中最让柏拉图欣赏的，只有一位。他讲过一句话：「我的学院只是由两个部分组成 -- 第一、是每一个学生的身体；第二、是只有一个学生的头脑。所有的学生都把身体带来，只有一个学生把伟大的头脑带来，那个人就是亚里士多德。」换句话说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位师徒，就主管了全校的知识辩论，柏拉图提议什么，亚里士多德就反对他、与他抗衡，因为这个学生的智力、天资、思考能力，一点都不在柏拉图之下，所以他用反对者的态度、怀疑者的眼光，提出另外一种学术观点的立场，与他的老师柏拉图来抗衡，而柏拉图竟然心宽到一个地步，不是开除这个聪明的学生，乃是在他的抗衡中，继续同心寻找真理的共相，所以这就变成了西方教育「不怕人比你厉害，而愿意共同追求探讨学术的成就」的这一种传统。
这种兼容在东方、在中国的教育里很少看到 -- 谁敢反对我，我就给你死；谁不听话，我就把你开除掉，因为我是你的老师，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？这是东方的传统。相反的，在西方，亚里士多德就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，开启了西方教育的一个传统：「我爱我的老师，但是我更爱真理。当我发现老师讲的和我思索的真理不同的时候，我敢辩论、我敢提出反对、我敢反对传统，重新再来一同探讨。」
所以柏拉图有这样的一个学生，虽然对自己有所挑战，但他是深庆得人，这成了西方后世的一个榜样。这一个亚里斯多德的观念和柏拉图不同的地方，在于对最基本的宇宙观的方法论。柏拉图认为一切的一切，真正的根源是唯心，而不是唯物的。所以凡是物质界、现象界看到的东西，都不过是影子，而这些影子的背后有实体，而那个实体不是物质，所以不是物质的实体把影子投到物质界的时候，我们就从现象认知真理。从现象认知的真理，不是真理的本体，真理的本体不是从现象得到的，所以这真理的本体一定是在理念界，而不是在唯实界，理念界的真理是不能用物质衡量的，理念界的真理是看不见的，所以这个叫做唯心论。
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和柏拉图的不一样，亚里士多德认为所谓的真正的真理，不是唯心的，是在实际的物质里可以找到的。如果你仔细注视拉斐尔所画的雅典学院那一张大图画，只有两个人站在正门下面，正在辩论 -- 那位年老的，就是柏拉图，拉斐尔用了达文西的面貌来作代替。那位年轻的代表亚里斯多德，拉斐尔把他画成一位雄姿英发，很有男人气派的年轻人。两个人都用一只手拿着一本书，正在辩论，柏拉图拿着他的著作《宇宙论》，另一只手指向上，而亚里士多德拿着他的著作《伦理学》，另一只手指向下，所以一只手把方向定出来，另外一只手则把拿着的书显明出来。
拉斐尔这样构图是要你注意，所有哲学家的头脑都局限在受造界的范围内，只有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两个思想家的思想是在宇宙间，不受空间的捆绑，所以他们有「历万代而常新、放诸四海皆准」的这种共相的相同理念，但是柏拉图的理念在那边，而亚里士多德则说理念在这边，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手指向上，一个手指向下，代表着他们宇宙论的基点不同。
所以柏拉图主张一切的一切，都有它的原版，那原版却不在这里。我们知道美丽的女人是男人喜欢的，但是真正的美女，世界上是不能找到的。真正又美、又善、又真、又智慧、又完善、又公义、又绝对完美的女子，不在这里，世上的女人都是那真正女人的影子而已。这世界的公义都不是真的，真正的公义在那边，而亚里士多德则主张，公义在这边，结果两个人就形成了宇宙论有共相，但是这共相的基点又不相同，一个是形上的，一个是形下的。
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死了以后，继续发展他的科学方法论，他的科学方法论用的是证明，先定出共通的公理，再往前去推敲，所发展出来的就是「演绎学」。演绎学(deduction)的方法论有三个阶段：第一个阶段是一个不必证明，大家都相信的大前提；然后从大前提再找出小前提；把大前提和小前提结合起来，就会产生一个结论。
比如说：「懒惰的孩子很难升级」，这是大前提；「我弟弟是最懒惰的孩子。」这是小前提；结论就是「怪不得他不能升班。」这样的逻辑推论很有道理，「所有的人都会死」是大前提、「我是人」是小前提，「所以我会死」这个叫结论。你把所有思考的过程，照这三段论法去推导所得出的结论，都是很合理的，所以科学与知识就从亚里士多德的「知识论」和「方法论」中被建立起来了。
亚里士多德一生学习所牵涉的领域，他在各样的观察、演绎中所记录下来的那些例证，广阔到你不敢想象。在古希腊历史中的亚里士多德，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天才达文西，这两个人都是观察现象，然后产生最后「知识论」结论的大师。达文西把他一生的思想记载下来，现在你可以找到他所写下来的一些笔录、草稿、小小的单张，存在牛津的就有六十万份，多到你无法想象。照样的，亚里士多德所写的书，用不同的题目论天文、地理，地质、健康、解剖、身体、动物等等，一共超过一千个题目。他自己写的书就可以作一个私人图书馆，而每一本都是他写的，可是直到十三世纪，亚里士多德对整个历史的影响并没有柏拉图的来得大，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损失，那段期间人们把柏拉图当作至高的智慧导师，就忽略了与柏拉图相反的亚里士多德的贡献。
这样过了一千五百多年以后，柏拉图对世界的影响开始告一个段落，而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人，就把亚里斯多德的成就，特别是他的逻辑学带回欧洲。当时的欧洲正经过了一千两百多年，开始厌烦基督教了。在那段期间，他们对所谓神学的研讨，大都是以人的理想为主观，以人自己的动力作为一个基础，所产生出来的人本学问，里面有许多的八股。如今大家都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当作是一门新的学问来研究，于是不明白亚里士多德的人，都不被认为是知识分子。无论你明白多少柏拉图，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如果你现在不明白亚里斯多德，你就不是高级知识分子。这样，就在大学创立的时期，大家不再以人为本，而是以大自然作为研究对象；不再是以主观的推敲做为结论的技术，而是以演译的办法和现象的搜集，产生出来比较客观、可靠的知识，各处都盼望能够成为亚里斯多德的研究中心。
那个时候，能够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带回欧洲的，只有一种人，就是回教徒。他们把亚里士多德的书当作他们方法论的基础，然后把这门学问输入欧洲。当时的阿拉伯人被认为比欧洲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更懂得医学、生理学；更懂得地质学、天文学、天象学，更懂得逻辑。那些比较伟大的回教学者就被请到巴黎大学去担任教职。所以巴黎大学就变成非基督徒用知识影响基督徒的地方，而不是像过去用天主教专断的科学知识引导基督教青年的地方，这表示教育世俗化了。那个时候一位回教学者阿威罗斯(Averroës，1126-1198)就以一个真正亚里斯多德知识论的学者的身分，奠定他在学术界的地位，甚至日后巴黎大学都采用他的著作为教材。
当时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成为显学，除了把亚里斯多德从阿拉伯带回来的回教徒之外，差不多人人都争相学习，其中包括犹太人和天主教徒。许多基督徒知识分子尤其怕落于回教徒之后，都争相研习起亚里士多德。研究的结果自然会产生一些不同的看法，而不同的看法就会引起他们之间的对抗。那个时候竞相竞争，谁越懂亚里士多德，谁就是执这知识和哲学派的牛耳。这样，前后将近两百年内就出了三位具代表性的学者：一个代表犹太教，叫做迈摩奈德斯(Moses Maimonides，1135-1204)；一个是代表基督教的，叫做阿奎纳(Thomas Aquinas，1224-1274)；另一个代表回教的就是阿威罗斯，也就是那位把希腊哲学带到法国去的回教学者。
为什么欧洲基督教的地区要从阿拉伯回教地区输入这些逻辑、哲学的译本呢？原来中世纪的基督教看不起外国的知识，不能肯定普遍启示在外邦中是有地位的，他们以为一切的启示都应当从神、从圣经、从使徒、从先知给我们的权威才是真的。结果一千多年来，基督教就在科学方法论上没有什么进展，所以当亚里士多德的哲学、方法论、三段论法、演绎法，从阿拉伯被带回到巴黎的时候，巴黎就认为我们不一定要照着圣经和基督教走，我们也可以照着古代还没有基督教时期的亚里斯多德，去探讨上帝所创造的宇宙有多少的奥秘、有多少的真理在里面。为这个缘故，学校的世俗化就越来越快。很多人在世俗的学校里得到了在基督教的修道院所无法得到的知识，所以知识的绝对性就开始把信仰的绝对性解体了，而对知识的信任，就慢慢变成对信仰的不信任。信仰所讲的都是主观的，都是以权威来逼人相信的；而科学所找到的都是客观的。从现象找到固定的定律是不能变的，所以科学的可信度增加，信仰的不可信度也增加了；所以基督徒在学术界的地位就慢慢降低，而非基督徒在学术界的地位就慢慢升高。
这样从十二世纪开始，古希腊的哲学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，于是兴起研究古希腊的文化。谁有古希腊的文物、谁有古希腊的书籍，就拿出来供应 -- 结果在意大利和别的地方，就促成了文艺复兴，在法国则提高了通俗知识的权威。这个时候，基督教的地位开始摇摇欲坠，除非基督教也赶得上明白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，否则我们会被知识分子和世俗学界的长进抛在后头。如果回教都比我们更有知识，岂不是否定了基督教在掌握原版的真理上，拥有最终极性的、最有权威的权柄？那个时候选在改教运动之前。幸好在后来第十三世纪，代表天主教的阿奎纳(Aquinas)在三个人当中夺到最后、最高的荣誉。阿奎纳并不是靠回教徒，原来在基督教地区的欧洲里，已经开始找到了许多真正的原著，远远比原先透过回教的译本所得来的知识更纯正、更直接、更原始的数据，所以基督教重新得到了科学界的权威，成为最可靠的科学探讨的地方。
除了那些到欧洲，被聘为基督教大学教授的阿拉伯人以外，阿拉伯本地所有其它的人也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，所以基督教地区的欧洲成为学习知识的研究中心，而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，欧洲继续不断地推演，包括古腾堡(Gutenberg，1398-1468)印刷机的发明，以及其它许多方面的发展所得到的成果，使欧洲远远超越别的地区，奠定了欧洲在世界上领导的地位，成为引导世界的中心。
但是正像我之前所讲的，直到改教运动发生以后，欧洲各地 -- 尤其是德国、瑞士，才开始制造产生出世界性最优越的产品，因为对研究制作的严格性和忠实性，以及坚持敬业、贯彻始终的精神所需要的动力，是在归正神学发现以后，才从圣经里取到的，所以在日内瓦的归正信仰的运动就变成非常、非常的重要。科学慢慢抬头了以后，人对上帝所造的世界有兴趣的程度，高过了对上帝 -- 创造者自己 -- 有兴趣的程度，于是人就从神转移到大自然。这个时候，人认识自然、明白自然，并窥探其中的奥秘的变化，这个是我们华人不注意的，只要是从知识的源头所传下来的，通常华人就接受了，不会再去质疑追问。但是西方不同，他们要问，知识的源头是怎样具备资格作知识的源头？西方要发觉科学的权威是怎么有资格成为权威的，所以在西方对大自然的研讨就特别注重方法论。
刚才提到的方法论是「演绎法」，后来到了英国的培根(Lord Francis Bacon，1561-1626)重新探讨方法论的时候，他发现演绎法是不可靠的，比演绎法更可靠的叫做「归纳法」。「对万有观察产生归纳式的结论。」就变成知识和科学的根据，成了一个新的动向，培根也因此成为近代科学方法论之父。从此归纳法通行在欧洲，而所谓的科学，一方面照着希腊古代的研讨精神，另一方面再加上近代归纳法的方法论，两相结合，就产生了整个科学继续不断发展的时代。
这个时代后来就留下了两种知识论工具的讨论：在大英帝国，他们都同样接受经验主义(Empiricism)的哲学。经验主义告诉我们，知识是经过感宫的媒介传到我们的大脑。而欧洲大陆却不走这条路，他们认为对真理的知识不是经过感宫，却超越感宫，直接靠着理性的功能，使我们推敲出来，所以这个叫理性主义(Rationalism)。这样，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就变成十七世纪以后，整个西方研讨知识的两大支派。整个英国的哲学是走在经验主义的路上，这个叫做「经验学派」；而巴黎则走上另外一条路，成了「理性学派」。这两个学派 -- 「理性主义」和「经验主义」，就在当时相互对垒、相互激荡。
在英国的「经验主义」告诉我们，头脑无法想出真理的问题，因为这一切要经过你的五官功能，去接触到不同的现象和变化，才促使你去想；而在欧洲大陆的「理性主义」则主张头脑自己可以想出真理的问题。「理性主义」在欧洲大陆有三个代表性的人物，第一个就是在巴黎的笛卡儿(Rene Descartes，1596-1650)，第二个就是荷兰的斯宾诺沙(Benedict de Spinoza，1632-1677)，第三个就是德国的莱布尼兹(Gou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，1646-1716)。这三个人分别在三个不同的地方，形成了三足鼎立的理性主义的时代。
在中文哲学书的翻译上，通常都把笛卡儿说成是近代哲学之父、是理性主义之父。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，就是他在炉边正在想一件事情：是这样？还是哪样？最后他想到：「我的头脑是怎么想的？」当他用思想去思想「思想」的时候，他说：「我正在怀疑。」但「我正在怀疑」的这件事是一个真的事情，所以我不可以怀疑我正在怀疑。我不怀疑我正在怀疑，这就是我的知识，所以「对怀疑的肯定」变成知识论的基础。我正在怀疑，这不表示我存在吗？如果我没有存在，我怎么有根基去怀疑呢？所以「因我怀疑，所以我存在；因我思想，所以我存在。」用拉丁文讲叫做Cogito ergo sum.(I think，therefore I am.)
这理性主义以后成为康德(Immanuel Kant，1724-1804)所批判的对象，而康德的哲学思想并不是纯理性主义的，他带来一个新的德国唯心论的思考，从此结束了理性主义。这样，亚里斯多德的影响又成为过去了，于是在德国就用新唯心论否定旧唯物论，也否定旧唯心论的这种思想，来建立新的科学次序。
讲到这里，我们看见教会在这段时期，已经经过了文艺复兴时代，经过了宗教改革的时代，在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，再受了理性主义非常严格的影响。这样教会面对了外来的仇敌 -- 就是新的知识对基督教的攻击，新的科学对基督教的怀疑。
他们攻击什么、怀疑什么呢？「理性主义」者透过理性，要想、清楚了，才认为可能明白真理。然而，基督教的信仰是不是可以用理性去想清楚呢？他们认为不容易。是不是可以用理性去解释，为什么基督教的信仰有这样的事情呢？他们也认为不容易。所以理性主义者就变成人文主义者，而新的理性主义者，也就是新的人文主义者，就变成基督教宣扬真理的拦阻。为这个缘故，在这些国家中走理性路线的人，不但他们自己很难信主，也很难用这样的方法，去说服年轻的一代来接受耶稣基督，所以教会在这一方面又受到了冲击，这一方面的冲击是外来的。而在理性主义者的圈子内，有一些物理学家本身还是有纯正信仰的，但是他们已经不用传统的办法，来说服人相信他们所相信的道，所以我们看见教会面对的新一轮的挑战是很可怕的，在理性和新唯心主义的支配影响之下，许多基督教的信仰受到冲击。
这里我们必须提到一位重要的哲学家 -- 康德，康德否定了所有「自然神学」的论证，他不相信上帝是可以被证明出来的。因为基督徒用以解释、辩证，说因为宇宙的奇妙，所以证明有一位上帝的创造，这是一厢情愿的一种信心的表现，而不是科学归纳的结果。怎么解释呢？他说：「你要证明上帝创造宇宙，一定要用各样的办法找出奇妙和智慧的设计，结果使你不得不相信宇宙很可能有一位智慧设计师。推论到这一步我们可以了解，但是你没有资格把这位可能的智慧设计师与上帝同列，认定他就是上帝。这位设计师可能是鬼怪灵精，可能是聪明绝顶的天使，可能是灵界里一个很独特的活物，但是你不可以说他就是上帝。你推论宇宙一定出自一位伟大设计师的设计，而把这个设计师当成就是上帝，你已经跳过了一个没有科学可以证明的鸿沟。把设计师说成就是上帝，这已经不合科学，也是不合逻辑的。你把这一位设计师当作上帝，再把这上帝当作就是基督教圣经所讲的那位上帝，你这是跳了第二步，又是不合科学，且又是干犯了逻辑，所以基督徒不要以为你们能讲：「哇！地球离太阳多远，这么奇妙的事情......，所以这是上帝的奇妙。』这样的说法用了两次的跳跃，根本是完全不合科学来讲你的信仰，逼人跟你走。」
这样一来，知识分子开始对信仰动摇、对教会攻击，以为普世知识应该独立于基督教，而成为自己研究的一种知识系统，因此你不奇怪这几百年来，越来越多知识分子站在这样的认知中：「我是自由思想家，你不要拉我到教会，不要以为我可以跟你走，因为你的信仰是不合科学，也没有办法证明出来的。」
我告诉你灵恩派对这种人最没有办法；福音派对这种人也没有办法。1970年在台中，就有一个人听我解释进化论以后，他吓了一跳，他说：「我恳切祷告都没有结果，我很多朋友相信进化论，我怎么讲，他们不要听，为他们祷告，他们看我神经病，但当唐牧师解释得有条有理，我相信这是一条新的出路。」基督教自以为自己的信仰是独特的，应当从无知之中醒过来，然后真正求上帝把智慧给我们。今天最热心传福音的人，可能是最没有学问的人，而他们只能用他们的没有学问加上热心，骗那些无知的人。难道基督教是这样的吗？基督教可以让这些人作我们的代表吗？
所以归正神学就应该把整个持守信仰的护教精神，好好的重建起来，然后预备自己、面对强敌。我告诉你，作基督徒是不容易的，作「护教学」家是不容易的；你要坚守信仰，不是单靠口号；你要应付的争战，也不是简单的。紧接着从第十七世纪起，启蒙运动开始抬头，你把这些历史上兴起的各类思潮、运动连起来，慢慢地思索反省文艺复兴、改教运动、启蒙运动，接下来十九世纪意识型态的时代，到廿世纪实践这些意识型态的失败经历；再自我检讨基督教在这个过程中所处的地位、所扮演的角色、所没有达到和已经达到的成就等等，我们就应当重新对上帝说：「求你接纳我，重建我的信仰、增加我的智慧，给我足够的学习和知识，好叫我面对强敌而站立得住。」
严格地来说，今天敌对基督教的，更多于加尔文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所面对的强敌。我们应当尽的责任、我们应当对付的仇敌，是比马丁路德时代所面对的仇敌更强大的。撒但不会在你改教了以后，就让你一帆风顺，直到见主面的日子。撒但不会因为你进迦南了，就自动使那些身材高大魁梧的原住民消失掉 -- 他们就在那里等你，在那里等着和你争斗。
今天偏偏有一些基督徒集合最没有学问的人，形成一个很大的团体，就以为这就是圣灵的大工作，以为这就是末世的时候，凡有血气的都要被圣灵充满，少年人都要见到异梦，就表示神的灵大大作工。事实上这种基督徒根本不认识上帝的灵是智慧的灵、谋略的灵、知识的灵、焚烧的灵；上帝的灵是真理的灵、救赎的灵、耶稣的灵。那些非归正宗的基督徒和领袖，完全不注重文化使命；他们对有关知识、策略方面的思考和探索，不但不注意，也完全不明白。面对强敌、面对所当做的工作，能胜任的人实在是少而又少，而很多无知而又自以为可以用已经得着的量来欺骗自己、来自我陶醉的人，却是多到很可怕的地步。受到各种主义、哲学的攻击的当儿，我们应当恐惧战兢地、从头求上帝复兴我们！
为什么今天基督徒对大学生传道这么难？为什么基督徒大学生里，哲学系的学生特别少？为什么在大学里的福音团契，哲学系的学生不来？就因为我们只足够骗比较笨的人，我们没有办法吸引那些知识分子、没有程度指出他们的理论中那错误的地方在哪里，也没有能力反击。难道基督教就是这样？
过去在中国基督教已经经历过这样的年日，在超过一百多年前，李提摩太用的办法是介绍最高级知识的书向文化界进军，期盼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；而戴德生不走那条路，他走最简单的路，到内地的乡下，在农民、贫民、普通的百姓中传福音，使他们归主，结果在知识分子中搞得焦头烂额，很难领人归主，好像没有什么果效；在农夫、在平民中，用努力的传福音的方式使人归主，反而好像很有果效，所以有一些人为了看果效，就不注重学问、不理会神学，结果他们就选那最简单、最容易走的路线，这是很可惜的事情！
上面谈的是理性主义对基督教的反弹。到了十九世纪的时候，另外一个更大的反弹来了，就是对创造论的反弹。原本「上帝创造全世界」已经是大家接受的基本思想，是最基本、不必验证、也不必讨论的，如今进化论的学说把它从根基上重新检验，企图完全淘汰创造论。
达尔文在1859年所写的「物种起源」这本书，就成为一颗炸弹，炸在基督徒信仰的最根基的部分 -- 不必信上帝的创造，只要信万有的演化，而演化的过程中也不需要上帝的引导。因为物竞天择、适者生存，可以自己形成越来越复杂的世界，不需要上帝的引导，所以这又变成西方对基督教一个大的攻击。在这之前天文学已经带来一个大攻击，我们原以为「太阳绕着地球走」是天经地道的现象，结果根本是错的 -- 从来没有太阳绕地球，乃是地球绕太阳。而且这是可以用科学去研究、去证实出来的，在神学里却完全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于是产生出一个假象 -- 基督教所讲的真理、基督教所传的宇宙论，完全是错的，而真正的宇宙论是和教会讲台所讲的完全没有关系。不像诗篇十九篇所讲的，好像是太阳绕地球，其实正相反，是地球绕太阳。
这样在历史中我们看见了科学的、方法论的、物理学的、哲学的，这些东西对基督教的质疑和反感，使基督教完全动弹不得。所谓「上帝是创造者」被怀疑了，所谓「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上帝」也被摒弃了。人是演化出来的，万有是自然衍生的，而不是你们上帝创造的。那些用世界的办法去证明上帝存在的神学，立刻摇摇欲坠。
但是感谢上帝，在归正神学的初期，加尔文已经拣选了一条「不以自然界的现象解释上帝」的道路，因为这是属于启示的范围，而不是证明的范围。他放弃了以自然为中心的宇宙论、目的论、和本体论的辩道学的前提，他走的是「神显明」的前提。
在基督教的内部，照样也发生了很多很可怕的事情，这些都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在世的时候，从来不知道的事情。怎么讲呢？因为到了启蒙运动的时代，有很多人开始相对化基督教的信仰，并加以怀疑；同时转移视线，把信仰的中心转到对自然知识的肯定。这个时候，在里面有一套反基督教信仰的新派出来，在外面有反基督教的自然主义的神学和科学出来。
为什么基督教里面这样反呢？因为里面有一些人认为一定要向世人交代，一定要让世界的知识分子知道到底基督教是对还是错，不需要一味地坚持从原先第一世纪传下来的信仰，而且一定要和科学找到一个可以调和起来的共同基点。这样教会里赶不上科学进步的人，很多就放弃了信仰，退居为普通的人，教会里赶得上科学知识的人，就试试看，盼望教会让步，自己委屈一点，承认自己过去是错了，得向科学点头说：「是的，我们要把科学的真理当作真理来接受。」
结果这两方面都做错了，退缩的人错了，妥协的人也错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要妥协的话，你必须先弄清楚「你的本来是错的，他的才是对的。」这一点肯定了之后，你才可以妥协、你才可以认错，但是这些按外表来看是科学的东西，并不一定是真正的科学。当它们对基督教构成威胁的时候，基督教自卑得太快，马上自动让位给它们，这根本是出卖上帝，所以在教会里一个很大的毛病产生了，那就是有一些不信的人代表基督教，先向所谓的科学投降。这些科学家所讲的科学，是不是真真、正正的科学？不一定，这些哲学家讲的真理，是不是真正的真理？也不一定。但教会的领袖惧怕、软弱，就先投降，还错谬地以基督教的代表自居，出卖了长子的身分。这也让我们看见有许多时候，所谓最伟大的神学家，他们的背后并不是圣经，而是人本的哲学。
现在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：士莱马赫(Friedrich Daniel Ernest Schleiermacher 1786-1834)对基督教所谓的贡献，是把基督教带到一个他认为「比较可靠、没有危险的避风港里。」他主张：「基督教不在理性的范围里，你不必因为基督教不合理，你就攻击基督教，我们根本不和你在这个范围里斗。」 那么基督教在哪里？他说：「基督教是在心境里面，不在理性的范围里。」所以基督徒所信的是内心的事情，不是和你谈理性的事情；你要从心境的范围去认识基督教，而不要从理性的范围看基督教不对的地方在哪里，所以这种思想就使他创作了一个很重要的词汇，就是「绝对依赖的情操」(The Sense of Absolute Dependence)为了使知识分子可以明白所谓基督教的道理，他解释「什么叫做信？」就是对「绝对者」信靠自的那个情操。「绝对者」是谁？他不加解释，反正这就是代表原来的上帝。简单地说，对某种权威的绝对倚靠的心情，就叫做信心。
我们看到的确有的人生死依赖某个人、有的人生死依赖命运、有的人生死依赖八字、有的人生死依赖某一种哲学，或者是机缘论、或者是风水、或者是因果律、或者是某一种宗教权威、或者是一种至高的神明对他的刑罚。无论你怎么劝导，他没有办法听进去，他里面就是把自己和某一种权威接连在一起。
这样说来，宗教就在这种对「绝对者」的绝对倚靠的范围里，你不必用违背理性为借口来消灭宗教，因为宗教没有办法消灭，宗教是在宗教自己的范围里。从这种思想推演出来的学说，就把德国对基督教信经的传统信仰，全部改观。
所以士莱马赫以妥协、投降态度来讨好现代科学，是一位忽视圣经真理的神学家。而他那个时代，有一位浪漫主义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影响他的思维，作他背后的支持，那位哲学家叫做史莱格尔(Schlegel)。士莱马赫也参加了周二俱乐部，认识了浪漫派的健将弗烈德里·希史莱格尔(Friedrich Schlegel)，两人很快地成为挚友，浪漫派的思想和士莱马赫的思想有着亲蜜的互相影响；他就把这位浪漫主义作家(Friedrich von Schlegel，1772-1829)的那种浪漫方法论放在神学里，所以新派一开始就认为自己不必负理性冲突的责任，因为对他们而言，信仰本来就不在理性的范围内。他走的路线是心性里一种感受的发扬，而不是理性里一种批判的结果，所以他的信仰完全是用心境的经历去解释的。今天有一些传道人，他们讲道用心理学来讲，透过心理学来明白圣经，因此他们就不是忠于神所赐给我们所启示的话语。
新派神学这样传了不久之后，就带来另外一个新派的人，叫做立敕尔(Albrecht Ritchl，1822-1899)，整个的名字只有一个母音 i，Ritschl 在中文里把他翻成「黎秋」。黎秋学派就用康德哲学作为基础，来发展他的价值观。他说：「我们和科学不必冲突，因为科学是从现象来讨论知识的问题，而我们是从内在讨论价值的问题，所以基督教不在科学的范畴内，基督教在价值观内在知识的范围里。科学和宗教不会冲突，因为科学也不在宗教的范畴里。如果宗教所讨论的是价值以及价值的范围，就让我们在这里肯定我们的信仰，不必再辩论，也不必怀疑。」这样，他们不愿意和科学产生冲突，盼望从此可以奠定基督教稳重的地位。
其实根据哲学家康德的学说，基督教的价值不在乎理性；康德认为基督教的价值在乎道德，而道德价值的肯定是黎秋把它发现出来的。一般上都认定「黎秋学派」是新康德学派的一支，Neo-Kantian Branch ，因为黎秋是「新康德」，或者说「半康德主义」的一个哲学家。到了1850年的时候，德国就形成一种以行为为重、以基督的伦理为珍，而他的神性并不重要的新派神学。这个和原先路德、加尔文的完全不一样。
到了十八世纪中、十九世纪的时代，人们就不再注重耶稣的神性，丢掉了耶稣的神性之后，转过来推崇耶稣的德行。「你为什么信耶稣？」不是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；是「因为他是个很好的人，我如果学他，我就很成功。」这种观念使整个基督教内部受到很大的挑战，因为基督的神性被化解了，基督的德性被建立了。为什么信耶稣？因为耶稣是好人。为什么传耶稣？因为盼望有好的道德可以传出去。为什么不信耶稣是主？因为这通不过我的理性。等到另一位很重要的新派神学家哈纳克(Adolf von Harnack，1851-1930)重新建立基督教的新价值观的时候，整个德国都以为这才是一条新的出路。
正像今天很多人以为教会没有路走了，除非走灵恩派的路。令我担心的是，等到过了几十年以后，当反作用大过正作用，发现拉不回来的时候，很多人可能已经被骗了，而今天真正洞察这个骗局的，是少之又少。
所以在那段时期里，在教会中新派就占据了很多地方。到了1900年，哈纳克在柏林主持一些神学讲座，所定的题目就是：「基督教是什么？」what is Christianity ？他在1899年的十二月卅一日，以及1900年的一月一日，在这两天里谈这么大的题目，所得到的结论只有三样：第一、上帝是全人类的父亲；第二、人类与人类之间彼此作为兄弟；第三、人性的尊严和潜在能是没有人可以限度的。这个就叫做基督教。
基督教是不是就这样？为什么不是？他讲的有没有缺失？保罗说：「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」出现没有？完全没有。基督教就是「神为父、人为弟兄、人的灵魂有无穷的价值。」这个叫做基督教吗？如果是这样，就不必讲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不必谈上帝的忿怒，不必讲基督的流血牺牲、赦罪，不必讲他战胜魔鬼的这些道理，但是这些才是基督教真正的道理，而且明文记载在圣经的。这些新派的人却以偏概全、以现象代替真实，以至于教会受到异端的攻击和挑战是越来越大。对那些冒充基督教之名而行破坏信仰、挑拨离间、投靠仇敌之实的那种人，我们一定要谨慎、留意！
所以我们看见这几百年来，加尔文神学奠定了信仰以后，不等于教会没有遇上困难。因为撒但要利用这些新派神学，使人忽视耶稣基督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的身分，反而利用耶稣基督，让他扮演完全没有神性存在的角色，单单使人做好事、使人有更高的道德，却没有救赎的价值。
到了那个阶段，我们所看到的，就是为了要消弭基督教的各种危机，一方面对基督教信仰诸多怀疑，另一方面对新式的科学诸多妥协，而对那些违背基督教精神所建立起来的社会系统和价值观的哲学，又勇敢尝试。到十九世纪，我们还看到突然间出现的唯物论共产主义、存在主义的思想。而这些唯物论、进化论、存在主义、共产主义、辩证法、以及逻辑实证论等十九世纪的产物，又都在廿世纪找到了实验的场所。换句话说，廿世纪的人要用七、八十年的时间来尊崇十九世纪的思想家，把我们的世代、把我们的子孙当作牺牲品，来实行共产主义。过了七十年之后苏联垮台，才知道原来共产主义是假的、是错的，但是在共产主义垮台、人们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损失了七十多年的时间了。
这就是我在过去二十年里所讲过的、最重要的讲章之一，一个愚蠢的世纪。在人类历史中，我们用廿世纪的大半年日，作为十九世纪知识分子的试验品。我们把那些理论一个、一个拿来用，到最后我们自己焦头烂额，因为人离开上帝、人不要上帝的话，却把堕落的理性所产生的果效，当作拯救自己的不二法门。
这样在基督教之外，我们看见存在主义、共产主义、逻辑实证论，这些主义、学说都吸引了基督教的知识分子跟着走，却一个一个倒下去，被证明是失败的，没有一个成功，而基督教自己呢？令人婉惜的是，许多基督教的领袖在自己的信仰中，也没有发现应当怎样顺服神，产生新的道路；结果我们自己也摇摇欲坠。
最可怕的是在廿世纪的一百年中，欧洲无法在每一代里为持守信仰来尽责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欧洲在1900年到2000年的一百年间，每廿五年有一个伟大的领袖出来，像以利亚、像以利沙、像保罗，绝对不妥协，绝对高举基督、绝对用圣经纯正的信仰来建立、教导、布道、传扬，来维持信仰的动力；每廿五年一位，一百年里也只需要四个人，却连这个都没有做到，结果经过了一百年以后，欧洲变成基督教后期的时代。如今廿一世纪已经开始，你看见多数的基督徒不是冷淡到不能站立起来，就是火热到乱跳、乱叫的那个情形。
那怎么办呢？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，重新拾回基督的「神」性，使我们的信仰归正，真正相信基督是主，把自己交托给他，跟随他的引导。不但如此，我们要尊基督为主，靠圣灵能力把福音广传，从头在广传福音的实际行动中，使众人都因为福音的缘故归向上帝。我盼望有一天，有一些真正伟大的圣徒所写的书，可以使许多的知识分子发现，所谓的「共产主义」是一个骗局，所谓「极端的灵恩派」是一个骗局，所谓「自然主义、自由派的思想」是一个骗局，所谓「现今讲求量的这种复兴」是一种骗局。因为这些都是外表，不是从内心发出来的。但那些真正有智慧的人，将以智慧为是；那些真正倚靠圣灵的人，要靠着圣灵奋斗到底。使基督教在改教以后，仍旧继续不断地有所作为、有所运动、忠心成为神在地上的见证人，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！
完